【我们的星轨】（1-6） (第6/24页)


    他在桌子对面弯下腰来，拿起笔用他的思路开始给我讲我在线上问他的物理题。

    我承认他的思路很新奇，对我有很大的启发，但我几乎没有听进去——我和他的头几乎碰在了一起，交换着彼此的鼻息。

    我拼尽全力把注意力集中在题目上，可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他离我好近好近……

    这个耀眼的男孩，终于来到了我的身边。

    启天营中间有一天晚上是那一届毕业的学长学姐在一报做经验分享。

    他在散场的时候，才从门外出现。

    我和他一起走回宿舍。

    突然他停住了脚步，在饭堂门前这片开阔的空地抬起头。

    我也停下了，两人一起仰直了脖子——好多的星星！

    像用粗细不一样的银针戳破了夜的帷幕，帷幕之后是guntang而明亮的光。

    他说：“看啊，最亮的那颗，应该是天狼星，旁边是牵牛星、织女星；还有金星…… ”

    我知道，他一直向往的是航空航天专业。

    后来他去cao场拍了一张星轨的照片。

    画面主体是启天楼，斜上方的天空划过几条星轨。

    我截了那个星轨的一段，作为自己的手机锁屏。

    这一用，就是五年，即使我高考完换了手机，用的还是这个锁屏。

    接下来是短暂的分别。

    当时我还一心向学，而且对谈恋爱这件事情不置可否，我和他的语言仅限于毫无端倪的正常交流，除非他主动开一些暧昧的玩笑。

    也正因如此，他还是找我找得很主动，要么是很热心地给我介绍高中的学习，要么是很无赖地抓我帮他写作业——我为此还发了一条“非法强迫劳动罪”的说说来控诉他的罪行。

    二

    当时因为疫情，中考延误了一个月。

    启天营结束以后十几天就马上开学报到了。

    报到那天的安排是同学们早上去宿舍放行李，下午三点到教室集合，我被要求去教室布置收拾一下。

    就在我歪打正着地找到教室在哪、在讲台上布置材料的时候，有个脑袋突然从前门探出来。

    我于是使唤他帮我一起收拾教室。

    后来张之鸣也来了，说这个教室没有空调，要么把整个教室的东西往下搬，要么把空调往上搬，问我有什么区别，该怎么选。

    邓子丞站在一旁自来熟地接话：“区别是往上搬是做正功，往下搬是做负功。”张之鸣这位物竞老师嘿嘿地笑了。

    正式开学以后，他给我主动发消息发得越来越少，回消息也回得越来越不及时。

    秋季学期我们有班级辩论赛，我和楚珊姗本来打算一起参加，但由于咳得厉害，楚珊姗最后只能和其他同学一起上场。

    邓子丞得知我们要打辩论赛，积极向我推荐了辩论大佬陈玮学长，也是他的隔壁班同学。

    我便拜托他帮我约了一个周四的中午，和他在方形二楼食堂吃饭。

    我没有陈玮的联系方式，只能通过邓子丞帮忙联系；但那天中午邓子丞突然消失，我给他打了无数个电话、发了短信，他也不见踪迹，我最后也没见上陈玮。

    我自然是把他痛骂了一顿，但我已经不记得他当时的解释了，好像是手机没电了。

    类似的事情不止发生过一回。

    有次我让他中午帮我打饭。

    因为他最后两节体育课，可以先去饭堂打点好吃的，而且那周他们班值周，他会在饭堂门口维持单项进出的秩序。

    我大概十二点十几分到达饭堂门口，来来回回绕着四个饭堂走了几圈，都没见他。

    问他们班的同学，也没有人知道。

    熙熙攘攘的饭堂里，大家有说有笑，迈着有条不紊的步伐，只有我横冲直撞，穿过人与人的缝隙，却不知道要跑去哪里。

    当时我既担心失望，又满怀希望，总是幻想着下一个转角就能在人群中一眼把他的身影拎出来，像千里迢迢横跨大洋前赴阿拉斯加的淘金者。

    渐渐地，我急促的步伐慢了下来，眼神空落落的，心如死灰。

    碰到一个丁任飞，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没有思考地问了他是否看见邓子丞。

    得到仍是否定的答案。

    我便借了他的饭卡，慢吞吞地在饭堂排队打饭。

    我看上去神态镇定，甚至不屑一顾，实则心里像被沾满了水的海绵卡着，堵着，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

    回到宿舍，我急不可耐地打电话给邓子丞。

    打了几回，他接的时候，宿舍已经关门好几分钟了。

    我质问他，他说他刚回到宿舍，刚刚下了体育课就去通用技术教室摸鱼，连自己也忘记了打饭，更别提我了。

    他说，孙若熙对不起。

    只有一句话。

    我不知道怎么表达自己的情感，但我明明白白地知道，近二十分钟的焦灼和无数次询问怎么可能用一秒钟的一句话轻飘飘地浇灭。

    沉默了很长时间，我恍恍惚惚地挂了电话。

    我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