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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我没有把手里的备份给他，一来不想拖他下水，二来其实我也没有自己想像的那样信任他。

    证据提交上去了两个月，但没有丝毫的反馈和消息，可能是被张晨的母亲拦下来了，也可能是没有拦下来，但上面的领导出于某种考虑，暂时不予调查。无论哪一种，都不是一件让人愉快的事。

    七月份，头提职了，八月份，班子重组，我收到了外派调令，前往鹿市担任二把手。鹿市并非沿海城市，也非贫苦地区，经济水平位居国内中层，政治地位一直不高，历任鹿市的头，大多止步省委，很难进一步。

    鹿市的发展以重工业和矿业为主，地理位置并不优越，在国家整体重工业发展缓慢的大背景下，每年的GDP几乎成了一条精准的水平线。

    这次外调对我而言，算得上是贬出了权利的核心圈，基本绝了再起来的可能。我收到消息后没过多久，张晨的号码就出现在我手机屏幕上了，我想了想选择了拒接，因为实在没什么可说的。

    我知道这样的结果已经算是不错，至少没有进监狱里或者死在那个封闭的空间里，但这场人事调动，让我很不甘心。

    对，不甘心，并未做错任何事，因为触碰到潜在的规则，而遭遇打压的不甘心。

    并非热血青年，也非不了解“规矩”，只是再没有像此刻一样，渴望着权利，渴望着向上爬，渴望着最顶端的位置。

    如果我的位置足够高、说的话足够有分量，我提交的证据会立刻变成行动的依据，我举报的贪官会有希望落马，我试图改变的现象会有所改善。这是最浅显不过的道理，我却一直拒绝相信。

    骨子里，我从未将我自己